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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的学者最近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由，即《侵权责任法》不足以保护人格权。

而在国家结构方面则又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悖论结合，这些多重悖论特征同时并存于同一个国家体系。真实的形态，既不是形式主义法学预想的城市中的理性经济人和法律人，也不是本土资源派浪漫想象的无需法律的秩序。

正如黄先生所言，改革时期的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很大部分是在国家机器和官员扶持下兴起的，私人企业的很大部分和党—政国家权力机构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来自历史发展的绝对命令，似乎足以取消对法律发展和法律正义问题的批判和质疑。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历史社会法学 中国法律 中国法学 。这种历史认知方法，同时也是对于法律创制范式想象的一种探索。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兼容不同的形式原则，在观念上强调其共存的合理性，进而构造出一个抽象层次上的黄金调和原则（如中国法的道德实用主义君主官僚制传统）。

在黄宗智先生跨越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的通达历史视野下，他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法律实践所依托的矛盾社会形态及其悖论法权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不是针对所有就业人口的同等保护从而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国家劳动法规保护和福利制度之外的非正规经济的大规模扩增，需要在法律上形成对劳动概念的特殊界定，需要把大量的劳动排除在法定劳动范畴之外。第四，法治功能的局限性。

（三）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实质分歧 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实质分歧在于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与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之间的尖锐对立。朴素的实用主义观主要体现为以一般性经验和普遍良知为基础或依据，以追求具体行为的实际效果为目标，功利化地看待或对待法律的立场和态度。进入专题： 法治共识 法治再启蒙 。三是保持并维护司法机关在具体司法事务中的自主权和自决能力。

朴素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主要产生于社会成员对法治这一社会理想或公共善品的良好愿望。其三，即使在法律适用的具体情境中，也会因某些因素而使法律实施变得困难。

第二，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张或认同的法律观仍然是马、恩及列宁的意志说和工具说，亦即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工具。第一，西方法治国家与我国社会之间的屏障。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法治是通过人的具体实践活动而实现的。（一）理想主义法治观的分类 理想主义法治观可以分为朴素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以及理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三类。

依此方式来定义当代中国法治，相应的表述似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当代中国依据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处境，并立基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家的历史命运，从有效实现国家或社会治理的要求出发，而对法治这一人类文明的现象及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独特理解和认知以及独特的探索与实践。理性的理想主义法治也主要存在于知识精英阶层，甚至可以说，在知识精英阶层，更多的是这种法治观的主张者或持有者。其二，我国同时又是高度重视人脉关系的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往往更推崇实用主义的问题处理方式。新兴法治国家在法治化道路中的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些理论与知识则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

第二，法治形态的多样性。其三，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与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对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两大阵营的内部结构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两种法治观念：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 尽管我国不同社会主体对于法治基本问题的认识、见解或主张林林总总，但就其分歧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这两种不同法治观念的差异或对立。第二，新兴法治国家与我国社会之间的屏障。

理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对法治的复杂性以及各国法治实践的多样性具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和认知，但在对中国法治基本问题的主张上，有着特定的偏好。因此，不言而喻，法学理论界是法治再启蒙的主要力量，在再启蒙中也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与使命。首先，它是一种简单化的法治思维。第四，社会管理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屏障。再次，充分利用并进一步拓展法治理论的传播途径与方式。其次，它往往是一种纯善性法治思维。

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代表着近现代以来两大不同的法治思潮或法治观念，而两者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则显示着近现代法治发展的内在张力。二是社会成员应严格遵循法律，尤其是权力者应带头依法行事。

再次，在我国法治初创阶段，法治的启蒙仍然主要依托于学术理论界对法治知识的介绍和传播。（三）实用主义法治观及其在我国的现实基础 实用主义法治观以功利主义为其哲学依据，从有效地解决具体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使法律服从或服务于法律所应当承载或达至的社会使命或目标出发，工具化地看待法律的性质和功能

第六，实用主义法治观在我国得以盛行还与另外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我国是具有长期人治传统的社会，实用主义与人治的惯性有一定的契合性。朴素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主要产生于社会成员对法治这一社会理想或公共善品的良好愿望。

二、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的实质性分歧 理想主义法治观与实用主义法治观在内涵上既有一定的重叠，又必定有其重要分歧。第七，法治对人的依赖性。本文拟梳理并揭示法治基本问题上分歧的主线，分析其间的实质性分歧及其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尝试性地提出通过法治再启蒙推动我国法治共识形成的理论构想。其次，应在学术理论语汇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话语之间寻求一种普通社会公众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

我国法治的内在规定性至少应包含这样三点：一是在国家和社会主要领域和主要社会关系及社会活动中，保持法律的基本规范和调节作用。第四，中国法治建设是超越式的，亦即需要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走完其他国家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路程。

再启蒙的内容似应侧重于下述诸方面： 第一，法治意涵的非统一性。进入专题： 法治共识 法治再启蒙 。

近现代各国法治实践表明，各国的法治实践既有相通、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相异的一面，由古至今，不存在一个正宗、正统或标准化的法治模式。第三，国内法学理论界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屏障。

最后，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是理想主义法治观在我国得以生成和深入的重要因素。对当代中国来说，问题还在于这些悖论或矛盾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在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变得更为突出。首先，它是一种简单化的法治思维。然而，理想主义法治观或实用主义法治观仍然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各自范畴中，又有不同的类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类别的进一步解析，才能更清晰地凸现两者之间实质性分歧所在。

（三）实用主义法治观及其在我国的现实基础 实用主义法治观以功利主义为其哲学依据，从有效地解决具体情境中的实际问题，使法律服从或服务于法律所应当承载或达至的社会使命或目标出发，工具化地看待法律的性质和功能。理性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也以明确的功利观看待法律的工具性质，追求法律在具体情境中的实际效果，但这种法治观以承认法律规则、包括程序性规则的约束力为基本前提。

第一，西方法治国家与我国社会之间的屏障。在一定的前提下，不同国家的法治可以有其不同的实践内涵。

理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对法治的复杂性以及各国法治实践的多样性具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和认知，但在对中国法治基本问题的主张上，有着特定的偏好。这种对立可以从三个层面审视：其一，偏执的理想主义法治观与放纵的实用主义法治观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容之处。